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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我们的视觉记忆

2008年9月16日 13:57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何映宇 钱亦蕉 选稿:吴晨

  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忆,很多其实来自我们的视觉。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眼睛的饥渴。

  大师与碟

  “今天我们放的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片子《一生何求》,这部片子获得了1997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格非坐在第一排,点起一根香烟,眉头皱着,就好像要经历一次煎熬。

  2000年12月的那天下午,阴云如晦,华东师范大学文附楼214教室散落着十几位还算耐心的学生。电影影像具有浓重的怀旧意味,格非不断地试图将彩色电影的原貌呈现在观众面前,但不幸的是那台老式录像机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于是他只能耸耸肩膀,向学生们表达歉意——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观看一部冷冰冰的黑白影片也许正是命运的安排。

  2000年的时候,DVD还未普及,又不能指望电视台播放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对于电影大师作品的好奇和渴望让各种观影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由于空间的逼仄,常常只有圈子里的朋友才能在那个狭小的放映室里找到一席之地。此外,到大学专门机构里混迹于学生之中是另一种解决电影饥渴的方式。打听好播放电影的时间,做一个旁听生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在《新京报》工作的记者殷志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记者回忆说:“这是我在格非那里看到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大师碟(准确地说是大师录像带)。格非作为一名先锋作家太出名,我们这些文青小时候都比较关注他的一言一行,所以知道他在华师大还教电影课,其实就是放大师电影,我就跑去碰运气,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自己的学生却因为忍受不了那些‘闷片’,而纷纷翘课。所以空座位很多,也没人管你,也没有人收费。虽然两台录像机看上去实在是很怀旧,但是仍然让我一见难忘。可惜的是,放完这一部电影,他就去清华任教了,我只好花钱去买DVD片子,虽然当时我还没有买DVD机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看大师碟买大师碟成了都市小资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环。2001年还在复旦读研究生的秦玉兰是个淘碟迷,她对记者说:“我得承认,相对于那些动不动就一麻袋一麻袋往家里搬影碟的发烧友们,我只能算个蹩脚的、不上档次的业余电影爱好者。多年以来,我对电影的热情时断时续、若即若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多少值得我看的影碟。在孙孟晋把他认为出色的DVD推荐给电波那头的听众以前,在《看电影》等专业杂志把碟评写得技术与艺术同等出色之前,我把选购影碟的筹码都压在伯格曼、费里尼和安哲罗普洛斯等少数几个导演身上,也就是说我一度考虑成为某个导演的收藏专业户,即使那位导演的作品在当时连影子都摸不着。但是2001年让我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当那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杰作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时候,坦率地说,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把钱花在杨德昌身上好呢,还是为戈达尔筋疲力尽。我也不肯定该不该感谢多如牛毛的盗版贩子,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电影的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只有小学或中学的文凭,并且法制意识淡薄。”

  电影:从第三代到第六代

  这些淘碟一族在对西方电影大师顶礼膜拜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十年动乱流血的伤口、充满猩红的过去仍然在困扰着那些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人。第三、第四代导演是一群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戴手铐的旅客》、《天云山传奇》、《小街》、《牧马人》一直到后来的《芙蓉镇》,他们延续了老一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风格,那些沉重苦涩、人性被禁锢的岁月又重新在银幕上被呈现出来。特别是“第三代”的佼佼者谢晋,他的电影反思民族历史,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步前行,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谢晋时代。“泪飞顿作倾盆雨”——一种完全不同于周星驰影片的体验——对于当时观看这些电影的“伤痕一代”来说,这就是电影的全部意义。

  80年代中期,恢复高考毕业后的第一代年轻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后50年的核心力量,正是他们,实现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顶尖电影节上的“零的突破”。“我是在我们三林镇上的电影院里看的《红高粱》,也不是我要去看,年纪还小,不懂什么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我爸拉着我们全家去看的。我当时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迷的是《少林寺》这样的功夫片,”殷志江记忆中第一次看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印象,“《霸王别姬》去电影院看了两遍,但是依旧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我后来买了张碟,重新看,才发觉陈凯歌确实拍得真不错。”

  除了张艺谋和陈凯歌,殷志江印象很深的另一个导演是一直坚持艺术片理想的田壮壮。他早期的两部以西藏为背景的电影作品《盗马贼》和《猎场札撒》都让他热血沸腾。田壮壮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当时拍《盗马贼》的初衷:“说心里话,我们这帮人是有‘文革’情结的。‘文革’情结中最核心的是对政治极权的反思,但那时候是不可能在电影中有话语权的,就想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有个借题发挥的故事。再有一个坦白讲,是受电影大师的影响,对影像的追求让我选择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影像会更震撼你。正好这个时候北京办了一个国际电影交流会。这是毕业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影展,马丁·斯科塞斯和今村昌平等都来了。我就带着写《盗马贼》小说的这个甘肃作家去洗脑,让他耳濡目染,看这些美国、欧洲、日本的电影,然后跟大师们一起开座谈会,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特别有收获。就这么着我们拍了《盗马贼》。”

  田壮壮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更多的第五代却很快蜕变为娱乐市场的大鳄,他们努力要拍摄中国人自己的大片。大片的概念随着《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引进大片的票房神话而深入人心。在此之前,一些外国影片只能以“内参片”的形式在少数电影院(如上海的新光电影院)面对少数观众。儿童作家秦文君曾经向记者描述过当初如饥似渴观看内部电影的景象:“最疯狂的当数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大批好片子在‘英国电影回顾展’为首的一系列外国电影周中亮相。记得有一次,我的早场电影是在新光看的,散场后小跑着奔向另一个剧场,随后又是另一家;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赶着场子看片子。姿态比跑片员还心急火燎。其间还旁若无人,一手拎着水瓶,一手拎着小食,像是唯恐在颠沛流离中饥渴交迫,昏倒在去下一个电影院的途中。那天的夜场电影恰巧又是到新光看的。回家后回顾这一整天的行程,发现竟在上海地图上走出一个大大的圆。”

  “内参片”不是电影院放映的主流,正规电影院里除了包场观看的主旋律影片,最能吸引观众的就是香港电影。从1 977年开始,内地的电影院开始放映香港电影,一代人的恐怖电影记忆是从《画皮》开始的。1983年,电影《鼓手》在观众中引起轰动,这时候的张国荣还是如此阳光、如此灿烂。由李翰祥来故宫拍摄实景的清装宫闱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也大受欢迎,梁家辉因此得了影帝之后就失业,而刘晓庆也走上内地女星一姐的地位。1985年之后,内地开启了“录像厅”时代,有的录像厅有越俎代庖取代电影院的趋势。香港警匪片、武侠片和喜剧片是录像厅的常客,《英雄本色》系列、《赌神》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逃学威龙》系列……还有台湾的琼瑶片也开始登场,周润发和周星驰,林青霞和秦汉,老片新片,纷至沓来,由不得细嚼慢咽。到了90年代初,国产电影很不景气,《黄飞鸿》、《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等港片,正式在内地电影院摧城拔寨,争夺票房。同时博得大众特别是小资们青睐的还有一个名叫王家卫的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他的小情小调最终成就了张曼玉和梁朝伟两大天皇巨星。不过,由于VCD的冲击,很多港片公开上映时的票房并不是很好,比如被引为经典的《大话西游》,1995年在大陆上映时票房低得可怜。

  不仅是港片,90年代初,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跌至低谷,观影人数骤减,票房爆跌,影院关门。1994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萧条局面,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以发行的收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电影事业。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批准了这个建议,允许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于是有人将这10部影片称为“10部大片”。1994年11月12日,由哈里森-福特主演、华纳出品的《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郑州、广州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1995年大年初一上映的成龙电影《红番区》是大片放映的又一重要时刻,中影公司与成龙合作,使《红番区》在香港与中国内地同步首映,中国观众看超级大片终于实现了“零时差”。

  随着中国加入WTO,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宣布进口分账大片从以前的10部增加至20部,进口影片的总数量也达到50部。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凌厉攻势,国产大片也一直在寻求一条市场的出路。从张艺谋的《英雄》到吴宇森的《赤壁》,一场场快意恩仇的江湖厮杀呈现在观众的面前,热闹,眼花缭乱,但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反正都是大制作、大投资、大明星,演员混个脸熟,群众看个热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中国式大片墙内开花墙内香,票房大卖的同时,口碑却越来越差。

  在第五代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擎起艺术电影的大旗,依然小众,并且依旧孤独。自1990年张元独立制作低成本电影《妈妈》以来,中国独立电影制作领域已经历了坎坷的18年。这些严肃和深刻的作品,对观众形成了视觉冲击。但其中的很多影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只能从盗版DVD中一窥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当贾樟柯、王小帅、王全安、王超、张元、章明、娄烨、朱文、王光利等人的作品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时,其实普通观众并不是太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电影。即使是拍摄一部小成本的电影,花费也常常让剧组不堪重负。朱文拍《海鲜》的花费是100万人民币,光转胶花的钱大概就有四五十万元。而王光利的《横竖横》筹资80万,可以说是将成本压低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最后为了电影顺利完成,制片、导演、编剧都没有拿工钱。

  《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的女主角高圆圆,对记者说了一个多少有些悲壮的故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第六代导演风光背后的窘境:“拍《青红》的时候,王小帅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有很长一段时间剧组其实根本就没有钱了。拍完一天之后我们心里都会打鼓,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工,因为拍到一半就夭折了的片子我们碰到太多了。王小帅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去讨钱。同时经常会有讨债的人跑上门来。车祸后打着石膏的制片主任就拍着保险箱,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这里面都是钱,还怕不还给你们?(其实里面只有几千元)这样才蒙混过关。有一天,王小帅自己发着烧,仍然跑遍了贵阳所有的取款机,给工作人员发了几百元钱。他在摄像机前的状态挺震撼我的,如果我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心演好戏,能投入到角色之中去。”对此,王小帅本人反而觉得经济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太有所谓,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很正常的事。”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早期酝酿的几部片子后来都没有继续下去。1990年,他到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结果,他先后写了5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他发现再等待组织给他机会,他的电影就永远拍不成了。要像第五代导演那样用国家的资金拍片是一个非常渺茫的事情。早期的坎坷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小帅们的电影总是那么阴冷。在《十七岁的单车》中,阿桂扛着被砸烂的自行车,迈着多少有些蹒跚的步伐走过北京街头的镜头,让许多西方影评人评价为“震撼人心,完美无瑕”。

  在“第六代”电影人不同路数的叙事中,有一个关键词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城市”。面对城市的推土机,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开始心理失衡,一方面是麦当劳文化的诱惑所引发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则是融入都市过程中的种种挫折导致了他们的失落和迷惘。贾樟柯的《小武》、《站台》和《三峡好人》等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与小镇居民面对都市化浪潮时的价值失衡。小武被捕后在大街上抽烟时冷漠的表情,旁观者对于小武仿佛鲁迅笔下“看客”般的漠然,如此真实。

  电视剧:国人渐已醒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进入80年代,一首慷慨激昂的粤语主题歌让早年在上海滩默默去世的武术拳师霍元甲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他用迷踪拳痛打俄国大力士,拳法出神入化;他培养了三位弟子,都是真的汉子,其中一位脚法出众;他和赵倩男的爱情郎才女貌至情至性……这一切都让所有只记得样板戏的内地观众围着9英寸黑白电视机看得目瞪口呆。《霍元甲》是内地引进的第一部港台剧,虽然霍元甲的扮演者黄元申遁入空门,但是《霍元甲》之后的两部续集《陈真》和《霍东阁》仍然让观众为之疯狂。

  不久前热播的黄晓明、孙俪版的《新上海滩》,可以说是对1982年曾引发万人空巷的港剧《上海滩》的一种纪念。而帅到极点的“黑老大”许文强和美丽温婉的冯程程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永恒的记忆。TVB剧集自此开始伴随我们成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香港电视剧也以录像带形式在私下里流传。除了富裕起来的家庭,各式各样的录像厅也会热火朝天地播放港剧,《八仙过海》、《杨家将》和翁美玲主演的《十三妹》、《射雕英雄传》都曾经让那个年代的少年神魂颠倒。80年代港剧以古装武侠片见长,至今仍有不少铁杆粉丝搜寻《射雕》、《天龙八部》、《绝代双骄》等剧集的DVD以求收藏。

  1992年,在内地各家电视台播出的《义不容情》成就了温兆伦的辉煌。这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反派演员,用他让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表演奠定了其香港第一反派小生的地位。其中陈百强演唱的主题曲《一生何求》也让人无限怀念。从《义不容情》开始,我们在荧屏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时装港剧,比如《人在边缘》、《我本善良》、《大时代》等等。郑少秋、汪明荃、刘德华、黄日华、黎明、陈松伶、欧阳震华、郭霭明、蔡少芬、宣萱、林保怡……一代又一代TVB明星用他们近乎千篇一律的表演和嗓音(配音的缘故)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郑少秋是港剧的一线小生,但他受到内地观众追捧却是因为台湾电视剧《戏说乾隆》,一种全新的历史剧表现方式让我们大开眼界,争议是评论家的事,观众只知道郑少秋和赵雅芝还是像在10年前的《楚留香》里面一样郎才女貌。说到台湾电视剧,经历了从早期《一剪梅》、《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旧式苦情戏到《流星花园》F4带起的偶像剧流行风潮。1984年的《一剪梅》成就了两个人,男主演寇世勋(至今他仍在内地接戏,成为台湾明星勇闯大陆第一人)和主题曲演唱者费玉清(虽然费式老歌很多,但是在大陆开演唱会,《一剪梅》是他必唱曲目)。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台湾电视剧,还有琼瑶剧,从《几度夕阳红》到《一帘幽梦》,还有与大陆合拍的《六个梦》,刘德凯、刘雪华、马景涛、陈德容、蒋勤勤……电视机前的观众见证了又一代琼瑶明星的诞生。9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视剧曾经有过一段低潮,没有什么经典作品让人留下印象。直到新世纪,《流行花园》开台湾偶像剧风气之先,在内地引起轰动。台剧重新占领内地荧屏失地,比如湖南卫视刚刚在10点档播完台湾偶像剧《公主小妹》和《微笑百事达》,安徽卫视前不久播出了林志颖主演的《放羊的星星》,现在正播《换换爱》。

  近年来,香港娱乐工业逐渐衰弱,TVB的当红明星几乎都是年过三十的“旧人”,香港导演纷纷北上内地拍片。而日剧韩流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血疑》、《排球女将》、《姿三四郎》和《阿信》是日剧的先声,山口百惠曾经是一代人的梦中情人;日本动漫也占领过小孩、大小孩和成年人的眼球,不管是《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还是《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伴随着台湾版配音,风靡内地。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日剧在中国荧屏上销声匿迹,但后来《东京爱情故事》、《恋爱假期》等偶像剧连同木村拓哉、常盘贵子等偶像明星又重塑日剧辉煌。韩剧的流行是90年代以后的事,从1993年第一部亮相内地荧屏的韩剧《嫉妒》到2005年湖南卫视花重金引进的《大长今》,韩剧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荧屏大热的冰火两重天。《冬季恋歌》、《我叫金三顺》等等韩剧精品不仅让韩国明星红透中国,也掀起韩国服饰和韩语流行风尚。《大长今》之后,国内荧屏韩流泛滥成灾。不过,近两年,人们又开始厌烦于韩剧的千篇一律和喋喋不休。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好莱坞大片堂而皇之进入中国抢占市场,但美剧却只是在私下里流行。最早引进国内的美国电视连续剧是《神探亨特》,亨特一句“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陈堂证供”成为当时青年人模仿对象。肥皂剧的概念随着《成长的烦恼》流传入中国,也成为日后《我爱我家》、《家有儿女》等国产情景喜剧的模本。另外曾经流行过的一部美剧是《鹰冠庄园》,但或许因为语言翻译的原因,到《根》以后,就很少有引起全国观众追看的美剧了。即使前不久,央视8套重金购买热门美剧《绝望的主妇》,仍没有出现预期的收视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南美电视剧也曾伴随改革开放后的春风吹进过中国大陆,巴西电视剧《女奴》曾风靡中国各地,最近传出女主角“伊佐拉”将来中国拍摄中巴合作电影。还有墨西哥电视连续剧《卞卡》、《诽谤》等,也曾掀起过收视热潮,但终因剧情拖沓、剧集超长而逐渐被淘汰。

  和海外电视剧相比,早期中国内地电视剧的简陋真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因为主角江波的国民党军装没时间特别赶制出军装裤子,只好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

  1982年,由叶辛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蹉跎岁月》真正开启了当代中国电视连续剧时代。每当电视剧的主题曲响起时,多少知青含着热泪在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守着电视,让逝去的艰苦岁月再一次浮现在自己的眼前。由梁晓声小说改编的《今夜有暴风雪》和后来的《雪城》也是这个时期知青题材电视剧中的翘楚,一种悲伤又缅怀的情绪吸引了众多观众,还引来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刘欢)的广为流行。

  1988年春晚之后播放的两集《西游记》轰动全国。《霍元甲》还不过动动拳头,《西游记》却敢于上天遁地,虽然特技和色彩与同时代的港剧《八仙过海》相比仍有差距,但是演员卖力的演出还是使得这部电视剧成为经典之作。改编自四大名著的另一部电视剧《红楼梦》随后播出,优柔寡断的林黛玉和天真无邪的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

  1992年,在《渴望》(中国第一部室内剧)中尝到甜头的王朔又与冯小刚(王朔在小说中经常调侃的对象)一起携手打造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这部京派喜剧一经播出,李东宝、葛玲、余德利和牛大姐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给中国电视剧带来清新的风。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还拍出了《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等经典作品,与之风格相异的,上海也拍出了《孽债》、《上海一家人》、《儿女情长》等海派家庭剧。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令人激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电视剧制作领域就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制播分离”的尝试,使得电视剧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提高。1999年11月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82号文件使“制播分离”成为热门话题,央视率先推出改革,地方大台纷纷效仿。另一方面,著名的电视节目制作提供商“光线传媒”也在同年成立,1999年至2000年上半年诞生了一大批民营电视公司。为扶植国产电视剧,广电总局对引进剧开始有所限制。比如数量,还有播出时间等,正是这一切推动中国内地电视剧开始大踏步前进。

  于是,我们看到了荧屏上有《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正说、戏说历史剧,也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等新战争题材剧,还有张纪中的系列金庸剧,海岩的系列情感涉案剧等等,已形成品牌。这两年,港台影星纷纷进入内地,合拍剧也成为流行。

  “制播分离”带来了中国电视剧制作规模的大发展,但随着电视剧制作的门槛放低,其数量逐渐泛滥成灾,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在“剧变中国——中国电视剧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以清宫揭秘剧闻名的尤小刚导演对于当下泛滥的电视剧生产提出了自己猛烈的批评:“现在全国每年生产13000集电视剧,量大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好事了。这里面有60%的浪费,这个浪费是巨大的。”目前全国每年对电视剧的总需求量不超过8000集,其中只有1000多集是赚钱的,粗制滥造成了目前电视剧制作的瓶颈,也是观众流失的重大原因。

  目前,尽管有相关政策保护,国产剧综合竞争力依旧弱于引进剧,引进剧收视份额逐年扩大。可见经过一个轮回,引进剧重新占领我们的眼球已是不争事实。那么已经规模化发展的国产剧,怎么才能提高品质,恢复失地呢?毕竟,观众只相信自己的眼睛。